张艳艳 | 在社会工作中，实现自我与专业成长

编者按：每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对于打工朋友来说，辛苦赚钱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对协作者学堂一期学员张艳艳来说，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最初也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2022年11月11日晚上，在协作者直播间，张艳艳，与北京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的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李涛与进行对话交流，分享其从接受服务的打工青年，通过参与公益不断实现自我，成为骨干志愿者，再到后来加入学堂成为一名社会工作学习者的人生经历。本文由张艳艳直播分享的稿件编辑而成，部分有删减。

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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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山东曲阜的一个小山村，是孔子出生的地方。沾了孔子的名气，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家乡，说那儿的人都有学问，可事实不一样，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女孩子，当时在我们老家上个高中都特别难，一个镇上每届四五百名学生只有两三个考上大学的。但是因为我们镇出过孔子先生这样的名人，所以我从小还是很自豪的。

我成长在一个五口之家，有我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我的家庭不富裕，一直到初中毕业，家里的房子都是借住的。爸爸兄妹八个，一生都在盖房子，在老家有房子是娶媳妇的基本条件，爸爸和妈妈把房子都让给了要娶媳妇的叔叔们。爸爸不爱表达，一直勤勤恳恳的干活挣钱，不懂社交，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妈妈来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一年到头在工地上辛辛苦苦干活，但有时候却要不回工钱。

也因为这样，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过得很开心。从小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我的衣服都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的颜色，没有穿过鲜红颜色的，好在妈妈手巧，总能把衣服改一下修一下，穿在我们身上也就不那么别扭了。我平常最开心的时候，是每次下到存放地瓜的地窖里，可以在底下唱歌，听自己的回声。因为我胆子小，不敢在别人面前唱歌，所以地窖成了我的秘密基地。

我喜欢帮助别人，有什么东西也喜欢分享，像那时村里大家一起收麦子晒麦子之类的农活，我只要在场，都会给旁边的邻居照看并摊晒。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妈妈下地干活了，我在家做饭，家里来了一个讨饭的奶奶，我一人在家，就拿了一个煎饼給她，奶奶说，“我太饿了，你多几个给我吧，我是被家里人打出来的，你看我的手腕这里都被打出了疙瘩”。于是我把家里仅剩的八个煎饼都给了奶奶。爸爸妈妈下地回来，可是我们自己都没吃的了。妈妈举起她的手说，“你看，每个人的手腕这里都有疙瘩”。但是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反而鼓励我孝敬老人的做法。

小的时候当军人是我的梦想，因为可以帮助别人，行侠仗义。看到电视剧里面会武功能除恶扬善的，我可羡慕了。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服装学校，要交三千多元的学费，爸爸妈妈虽然借到了钱，但我到了学校门口，还是没有选择继续学习，就想着找个工作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让弟弟妹妹可以上学，这样家里一到交学费的时候，不用又买粮食又买牲畜了。每年在交学费的时候，我都被点名站起来，问什么时候能交，一直到最后一天， 我一天要站起来两次，上午下午老师都会询问，那种滋味可真不好受，现在想起来都发麻。当时我没有想过未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想着也许就走老一辈的路，面朝黄土北朝天，在当地找个人嫁了。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1999年春节，我在二叔的介绍下来到北京，去他工作的面包店经理家做了保姆，帮忙照顾孙女。在这个家里，我只负责照看孩子就好了。等孩子睡着了，我会打扫房间，洗碗，洗衣服，也就是除了不做饭，我能做的都会主动去做。第一次发工资，除了还借二叔的钱，每一次300元工资我都会一分不留的全寄给家里，雇主都说我孝顺。有一次趁着孩子睡着了，我偷偷跑出去献血回来，姥爷回来还给我拍照留念，买了很多补品给我。还有一次我和孩子遛弯回来，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三千多元人民币，那是我一年的工资，还有一些英镑及银行卡，回来我就很害怕的告诉了姥爷，姥爷问我怎么处理，我就说肯定他们很着急要还给人家，姥爷带我去楼下在黑板上写了失物招领启示，到了晚上失主就来领取，还给了我200元。200元我当时没有要，姥爷和大舅说让我拿着，这是我应得的。慢慢地，这个家里对我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听说他们家一年用了5个保姆，我是第6个，我一直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后来她们的朋友同事都找我去做保姆，好几家都抢着让我去。

白天孩子睡着了打扫卫生各种家务，虽然累，我也会一直铭记妈妈说过的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是妈妈每次写信都会叮嘱我的话。雇主家单位组织春游什么的也都会带上我，有一次春节我回去看姥姥姥爷，她们还拿我当孩子，给我压岁钱呢。在雇主家，他们没有把我当外人，也没有嫌弃我是一个“村姑”（那时刚来北京什么都不懂），会和我促膝长谈，把我当成自己家里的一份子，现在回忆起来特别美好，也会思考我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我从雇主身上学会了“接纳”，在社会工作服务的时候，我也从“接纳”做起。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2001年，我去到了一个台湾人开的面包厂，里面经营咖啡、茶、面包、披萨、意大利面等。我们有很多分店，我是在一个商场旁边的门店上班，越到周末越忙，我看我的同事每次周末休息回来都特别开心，后来一问才知道她们去一个“地方”参加活动，还学习理发、电脑什么的，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有一个伙伴离职，台湾老板无缘无故扣了他的工资，后来这个同事就找了每周末去做活动的“地方”，和老板聊，记得还去了仲裁，把欠的工资都要了回来。我心里想，这个“地方”真好，我也想去看看，这个念头在心里有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离开了面包房的工作，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协作者。

我作为一个流动人口，在北京已经二十多年了，一直是“漂”的感觉，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比的想家，有什么心事和困难，也不知道找谁说。起初接触“协作者”，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只是喜欢这里，让我在这里有了“家”的感觉，在这里有志同道合的的朋友。后来慢慢了解到，“协作者”是一个公益机构，专门为打工人群服务的一个机构，可以帮助打工朋友开展法律小组，英语小组等培训活动，还能协助农民工争取权益，因为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他们找不到劳动局的大门在哪，更不敢踏进法院的大门，在他们心里那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即便自己是有理的，也不敢去触碰“它”。再后来了解到“协作者”做的是帮助弱势群体的事情，通过倾听，沟通等技巧，还能增进、改善和家人的关系，我越来越开始崇拜这个工作。

2004年6月的一天，我去到位于农民日报社的一个办公楼里，房间不大，但是很温馨，一进去王海英老师（也是我现在的同事）很亲切地打招呼。我去参加的活动是英语小组，在活动开始前让我自我介绍，我真的不好意思，王海英老师在旁边一直鼓励我，我才有了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做介绍的经历。后来我就和老板申请，我坚持上两头班，早上七点到两点，下午五点到九点过来上班，这样每个周末就可以去协作者参加活动了。没有想到到年底元旦联欢晚会的时候，王海英老师还让我做主持人，一开始我其实内心是拒绝的，我觉得自己说话感觉都说不利索，哪能做主持人呢。后来在很多人的鼓励支持下，我终于第一次在2004年会做了主持人，舞台下坐着有一百多人，都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后来，我把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介绍了过来一起做志愿者。我们参与到社区孤寡老人照护中、到建筑工地去演出、到图书大厦，大学里参与图片展交流活动、参加新市民能力建设培训……我当时住在北京四环外，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两个多小时，下了班就去东四小院，参加完活动或者排练完十点多，再骑车回去一点也不觉得累。在2007年，我们还登上了长安大戏院，代表打工朋友去演出，还去南京、武汉、广州、珠海去巡演。参与协作者的活动让我很怀念，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学习了在工作中学习不到的知识。

再后来我参加成人高考，起初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毕竟离开学校很多年了，重回学校学习比较困难，海英老师督促我和她一起学习，现在知道了——原来当时海英老师就运用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通过观摩和模仿伙伴，自己去学习。我报考的是幼儿艺术专业，考“色彩”这门课的时候，我一点绘画技术都没有（在农村上学就没有学过一节美术课，水彩笔都没有摸过），协作者的工作人员帮我准备水彩，李真老师还让我去查找关于绘画的书籍，给我讲解一些绘画常识。唱歌就更不用说了，帮我选歌，给我当观众，给我讲该注意的地方，虽然我上学的事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我都二十多岁了学三年以后还不知道咋样，但我在协作者工作人员的鼓励和支持下没有放弃，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他们比我还高兴，称呼我“未来的幼儿园园长”，他们一直在鼓励我，让我继续前进。

张艳艳参与志愿服务

“协作者”不光在生活方面支持我，工作中也支持我。有一次单位组织活动，凳子不够坐，我都不好意思去借，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二话没有说就帮助我捆好搬上三轮车，那一刻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赶紧骑自行车走了，生怕被他们看到；我当时打工的店装修，收拾东西人手不够，协作者就组织打工朋友给我去帮忙，饭也没有吃，老板也说我真幸福，在北京的“家里人”那么支持我工作。

再后来我有了家庭，我的婚姻出现问题，那时我很崩溃，很无助，我一次次的来到小院，这里的老师工作都很忙，每次来她们都很热情，听我诉说我的郁闷，每次的话题都几乎一样，可他们总是耐心的倾听。每次小院做好吃的都会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并不只是为让我去吃，而让我感觉到被有人惦记着，我不是孤独的。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者，但是我觉得被关心，他们会很用心的去帮我疏解心里的苦闷。我很感恩，他们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这一段低谷期。

2019年，我听说协作者要办学堂，专门为没有机会上学的伙伴准备的，还发工资，有奖学金，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不能错过了，当时我还疑惑自己能不能来。以前做志愿者只知道是做好事，做公益，但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除此以外，当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压力很大，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也成了“河东狮吼”，到写作业时，屋里就是“吼”，那段日子很痛苦，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所以我想通过学习社会工作找到和孩子相处的方式。

张艳艳参与童缘志愿服务中

所以我下定决心报名了协作者学堂，并在2020年通过面试成为协作者学堂第一期学员。今年是我迈入协作者学堂第三个学年，通过学习社会工作，越来越发现社会工作的伟大。我之所以觉得它伟大，是因为它的包容性。我发现做一个社会工作者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我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的，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所要学的太多，不像以前想的那么简单了。以前我以为的有热情、有投入就是社会工作，但要做社会工作者，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说起“妈妈”这个词，好多妈妈们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总是会用命令的语气，“我是妈妈，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听，不允许反驳，我说的和做的都是‘为你好’”。曾经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妈妈，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以前觉得，这就是作为妈妈该有的样子，“妈妈”在孩子面前就是“权力”的象征！殊不知，我们的母子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有时候我说一句，孩子会顶回两句来。在协作者学堂，我学习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这门课程，了解到原来与孩子相处的方式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因为我以前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只会这样的方法。

通过学习，慢慢地我学会了怎么和孩子相处，能看到孩子的优点，找到鼓励孩子的方法。我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孩子，我希望听到妈妈怎么和我说话，什么样的语言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我知道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知道孩子除了生理上的需要，有情感和归属的需要，有被尊重的需要，他们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我以前以为不能过多和孩子有亲密的动作，怕他不够男子气概。在我学习依恋理论之后，我知道要多给孩子拥抱，要多说妈妈爱你之类的话，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孩子变化很大，有两次特别明显。有一次我桌子上的仙人掌倒了，洒了一桌子土，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很烦，还得收拾卫生，可孩子给我的反应是，妈妈，您小心点，仙人掌有刺别扎到手了。还有一次，我在洗衣服，让孩子先吃煮的牛肉面，吃完他就洗漱睡觉了。当时我洗得太晚了也没顾上吃，就装在饭盒里准备第二天午饭吃，结果等我吃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八块牛肉，总共才十块牛肉，但孩子几乎都留给了我。

张艳艳与社区儿童解释什么是社会工作

我也会把这些经验告诉我身边的妈妈们，和她们分享平常要多和孩子接触，多拥抱。我也会在发脾气的时候，先学会控制，如果发脾气了，会和孩子道歉，告诉孩子我为什么会发火，在以前我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很强的家长主义倾向，说不出道歉，但现在我会从心里去反思自己，让自己改变，自己先改变了才能带动孩子。现在我通过学习，我知道我要给孩子做好榜样。

对于想要学习和参与社会工作的打工青年，虽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只要有机会就要抓住，就可以去尝试，因为可以锻炼自己。也欢迎更多的打工朋友能报名申请加入协作者学堂，这样就有机会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可以和王海英老师、王瑞海老师和我以及我们协作者的同事一起做社会工作，服务别人也服务自己。

主　　编：李  真

执行主编：潘  愉

版式设计：潘  愉

为了更好支持打工青年无后顾之忧参与社会工作学习与工作，协作者学堂已于2022年12月29日正式上线字节公益公募平台众筹项目，期望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打开抖音APP，关注“协作者”抖音号，查看协作者学堂相关视频，支持“协作者学堂打工青年赋能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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